题图：马克笔系列。由艺术家徐徐授权尹生价值观独家使用。

文/尹生

来源：尹生价值观

对平台们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一个切换增长引擎的窗口期——从过去专注于生产力创新的机会驱动，转向专注于挖掘组织和生态潜力的制度创新驱动。可能只有那些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变），能坚持长期主义，并且有变革自觉的平台，才更有机会率先完成成长动力的重建和切换。

自从去年 11 月，中国政府叫停蚂蚁金服 IPO、开始对平台经济监管动真格以来，几家主要的中国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在港交所的市值，相对各自的高点已经蒸发了 25%~40%，表现远逊于同期的恒生指数。

尽管这些公司的业务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大多数同行和其他行业的公司的表现要好得多，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公司未来的势头会因为监管而有大的变化，但资本市场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公司面对的是重大的转折点，而不仅仅是一些例行公事式的警告：

一方面，监管可能会对这些平台的商业模式产生不小的制约，这些制约可能会是出于打击不合理的垄断、保护消费者、增加行业和整个经济的活力与效率等，而过去这些平台几乎是不受限制的；

另一方面，就像我在《走下神坛的企业家，与风口浪尖上的互联网平台》一文中分析过的，在经历了经济和互联网行业几十年双重高速发展后，整个社会都开始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公平上，这对于这些处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新的中心位置的平台而言，可能意味着分配关系的重大变革，作为过去分配关系主要受益者的投资人，必然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它们不得不对自己在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有一个清醒的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成长动力。过去，这些平台的发展得益于抓住了互联网在生产力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所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比如：

外卖平台——对用户而言，提供了方便，通过节省时间提高了生产力和福利，对商家而言，由于突破了时空限制，那些经营能力更突出者可以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最终整个行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

电商平台——通过提供商品选择的丰富性和购物过程的便利性，而增加了用户福利，为商家提供了接触更多用户的机会，以及更为准确及时的用户需求信息，而提高了研发和供应链的效率，而对时空限制的突破则放大了与物理制约相关的资产的利用效率；

出行平台——通过一个庞大的供需网络，以及在特定时空供需的高效匹配，增加了用户福利，提高了出行资产利用效率；

社交平台——通过提供比过去更丰富和高效的关系连接，丰富了社会和与之相关的个人福利，提高了创新的效率，同时，这个过程也增加了社会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

搜索平台——当一个人试图主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或者某些信息时，搜索平台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工具，通过在内容生产者、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建立高效的匹配和连接，搜索平台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社会化和生产化，降低了交易成本。

这些生产力方面的创新，与中国庞大而文化统一的用户市场、快速的互联网化、持续高成长的经济、对互联网创新持宽容态度的政府、中国强烈的创业精神土壤，以及平台具有的强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一道，成就了这些平台的创业和创富神话——造就了中国最值钱的公司和中国最富有的人，也成就了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不用怀疑，未来这些创新仍然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你也可以预期这些创新仍然有庞大的潜在社会和商业价值空间，只不过这并不表示这些价值会像过去那样主要由这些平台所享受。

尽管网络的规模效应特别是网络效应的确威力惊人，但它们给平台带来的护城河并没有想象的宽，在某种程度上，一旦这种护城河出现缺口，它土崩瓦解的速度可能也是惊人的——这些生产力的创新在通过消解时空来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消解了用户转移的障碍，在现有的这些平台之间，就连接者的角色而言，它们之间的差异比想象的要小。

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当我们以为 BAT 将长久统治中国互联网时，却冒出了美团、拼多多和字节跳动这样的新平台，而既有的平台之间的势力也经历了此消彼长。

可以说，平台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来自市场。

《平台垄断》作者亚历克斯‧莫塞德就是这种观点，他认为“在任何一个行业，平台垄断者的主导地位都可以掩饰来自相邻的竞争对手以及持续不断涌入的新进入者所带来的威胁……大多数平台垄断者的主导地位还未等到垄断的负面效应开始显露就已经结束了”。

监管，在很多时候也是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提高某些行为的成本来发挥作用。

过去几年，在位的平台之间的壁垒，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创新退化为依靠每个平台的画地为牢，即利用其掌握的用户规模和发展起来的相关资源，对对手和潜在对手进行严防死守。

比如，不允许对手的链接出现在自己的网络，或者对用户通过链接的相互跳转设限，又或者设置一些所谓的公开政策来阻拦对手、但对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则网开一面，再或者将对手的生态排除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之外，或者相反，将别人的能力排除在自己的生态之外，比如物流、支付。

政府监管的目的之一，很可能正是消除这种人为的画地为牢、以鼓励更自由的竞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随着监管的推进，主要依赖于这些壁垒来维持平台竞争力的平台，将门户大开。

监管的另一个可能的目的，是将一些平台纳入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范畴实施监管，就像对传统的电信、电网、石油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所采取的那样，而一旦这成为现实，将进一步压缩平台的自由度，并给创新者和挑战者更多空间。

监管的间接后果则深远得多，当监管成为大势所趋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改变，平台不再被视为天然正确，平台企业家不再被奉为必然的英雄。

北京的一家未成年人保护公益组织已经率先发难，向腾讯发起了侵犯青少年利益的诉讼。996 曾经被视为互联网行业理所当然的“福报”，但今天它正变成过街老鼠。料想这种来自社会和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挑战会越来越多，这些压力和要求，将从监管的大势中获得支持和激励，而过去他们只能选择沉默。

时空障碍，是互联网平台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现在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进入互联网，网上零售已经占到中国整体零售的将近 30%，时空障碍的摩擦力会越来越大，没有人能完全逃离时空的掌心，线上势力前进的每一步都将变得比过去更难。

比如，一些线下零售场景提供了线上无法提供的娱乐体验，又比如仍然有一部分人不熟悉线上交易或者更愿意使用线下交易方式，再比如线下服务商由于从地理上更接近一部分用户、从而能够满足用户一些紧急随机性的需求，以及线下商业在解决就业方面仍然具有巨大价值，这部分价值可能是未来监管重要的保护对象。

换句话说，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会相互融合，但可能终究会在某个时刻某一点上达成某种阶段性的平衡，这个平衡点既由新旧的生产率决定，也会由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决定，而有时要改变一种习惯要比想象的要难和慢。

变化背后基于一个经济现实，即随着主要的用户和最适合互联网的应用都已经覆盖，平台所提供的生产力创新的投资收益将下降，推广和使用它们的难度将上升，而监管、竞争等方面的因素将导致成本上升。

除非出现能代表更高生产力、而且能降低文化适应难度的普及性新技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具有这样的潜力——在一段时间内，世界数字化的速度可能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狂飙突进，更可能的是润物细无声，这将形成平台增长的阶段性天花板，或者平台之间的势力消长。

如果说迄今大多数大型平台的成功都是受到行业大势的推动，创业家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机会驱动是主要的价值来源，那么当行业大势平缓了下来，向社会和经济的深处扩展，竞争的焦点将转向正确的做事，即如何在不同行业、不同平台之间进行要素重组，如何激发生态中微创新者们的积极性，如何让平台贡献的生产力创新转换为全社会和经济的生产力等。

而这对平台们而言，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一个切换增长引擎的窗口期——从过去专注于生产力创新的机会驱动，转向专注于挖掘组织和生态潜力的制度创新驱动。

在经历 10 到 20 年的发展后，主要的平台都已经成长为大规模的组织，比如阿里、字节跳动、京东的员工已经超过 10 万，腾讯、美团、百度也已经接近或超过 5 万，当一家公司达到这样的规模后，就难免或多或少受到大公司病的困扰。

同时，当一个行业增长由快变慢时，行业竞争和生态内部倾轧往往同时愈演愈烈，最终这些平台就有可能陷入恶性内卷，这将伤害这些平台赖以立命的生态，并对其他平台产生不好的溢出效应，从而使平台的生产力创新向更多行业和社会/经济更深层面扩展的进程受阻，最终平台也将陷入发展停滞甚至土崩瓦解。

平台制度创新的核心，一方面在于重新确定公司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重新定义生产关系，增加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在于激发平台内部和生态的活力，释放创新动力和执行力，巩固和升级其在生产力创新方面的优势，减少外部阻力，提高其生产力创新向经济和社会的深度和广度扩展能力。

但由于这些平台迄今仍然处于良好的发展轨道中，这加大了路径依赖和变革的难度，来自政府监管和社会层面的压力，也许能从外部提供部分变革的动力——前提是这些压力也能通过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来呈现。

从某种程度上看，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可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下一个焦点，其核心在于能否有效约束平台的不合理垄断行为，保护用户、创新者和生态成员的合理利益，兼顾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为行业发展创造更为公平高效的竞争环境，更为友善的社会环境。

比如政府监管的制度化，又比如 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即根据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而非传统的财务绩效，来进行企业评价和投资决策。全球 ESG 资产管理规模已经突破万亿美元，管理 7 万亿美元资产的贝莱德已经宣布要在未来的所有投资中都考虑 ESG 因素。

尽管目前专注 ESG 投资的资产主要在欧美，但中国社会对 ESG 投资的兴趣快速上升，根据富达的一项调查，有 68% 的被调查中国居民表示出了对 ESG 投资的兴趣。

虽然目前 ESG 投资的标准尚不如传统基于财务绩效的投资那么明确和统一，但随着越来越多类似贝莱德的机构和资金开始将 ESG 纳入决策考虑，以及那些已有的 ESG 投资已经表现出的不错业绩，将吸引更多资金进入，这将反过来对企业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加速整个社会有关企业价值观的改变。

但更多的制度创新还是要由平台企业从内部开始推动。相对不那么乐观的是，平台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仍然良好、从而缺少变革的动力，而且这一变革涉及到一系列的自我制约，比如要求自己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自己更关注生态伙伴的利益，对竞争对手更加开放，而对自己的行为要求更严格等，这些都是反企业传统本性的。

因此，可能只有那些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变），能坚持长期主义，并且有变革自觉的平台，才更有机会率先完成成长动力的重建和切换。

目前在主要的平台中，美团无疑是承受外部压力最大的之一，这主要是因为，该公司可能是所有大型平台中业务和生态最为复杂的，它不但涉及到数以万计的中小商家，还涉及到近千万骑手的切身利益，同时它还与近 6 亿用户的一日三餐密切相关，同时，它的核心业务外卖又是高时效敏感性和价格敏感性的，而且与环保、健康、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议题的联系也非常显眼。

这意味着，它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广泛的社会神经。但换个角度，如果美团能借机创新出一套能从根本上兼顾多方关切的机制，就有机会成为第一家完成模式切换的平台。

在这家公司，并不缺长期主义和变革文化，也不缺社会企业的基因。据说早在数年前，王兴就在公司建立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商业价值来自社会价值。该公司还可能是最先用反馈取代控制作为公司与外界互动的原则的平台之一，即承认系统的不完美性，并以开放的心态，将每一次内部或外部的消极摩擦作为改进和完善系统的机会，而一些平台则倾向于利用其权势来掩盖这些摩擦，或者使其更有利于自己。

这些意识无疑对制度创新非常有利。对美团而言，转型的核心，就在于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纳入生态的范畴，用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目标取代财务绩效目标，并通过重建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激发生态的向心力和积极性，以做厚生态产出，提高生态生产率。而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克制住任何盈利性企业的本性，即以自我、甚至完全以少数利益相关者为中心。

目前来看，它正走在通往未来的正确道路上。比如，费率透明化，可以视为它重建生态内分配关系、挖潜生产力创新的开始。又比如，据说由政府主导、由包括美团在内的平台和保险公司参与探索的灵活用工保障体系也已经纳入计划，这无疑会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而王兴将其持有美团股份的 10% 捐给王兴基金会，以资助教育和科研，可以视为主动社会再分配和提高商业的正外部性。

“也许宇宙中最反直觉的真理是，你给别人的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这是著名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在其 68 岁生日时作为给年轻人的礼物的忠告之一。这条忠告同样适合给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因为就像我在《走下神坛的企业家，与风口浪尖上的互联网平台》一文中写道的：

对一个平台而言，随着它们作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角色越来越强化，它们与所在的社会的相关性也就越强，这将使它们的兴衰与所在社会的兴衰更加关联，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们能兼顾生态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并实现整体社会价值的持续增长时，它才能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

我也试着给平台一个如何立于强监管时代的忠告：保持开放，保持活力，保持竞争力，但不要追求过于强大，更不要滥用强大，同时顺应监管，更要主动自我监管。就像 2019 年马云退休时，我曾提醒，后马云时代阿里的最大威胁，不是能否继续强大，而是过于强大。